文学而已 社会恶性事件不能怪《水浒传》

方舟

　　在暮色中乘车上莫干山，一路上胡思乱想，不知道怎么就联想到了水泊梁山。其实没什么联系，只不过都是山而已。
　　然后就又想起一个旧闻。今年春暖花开的时候，一群人聚在北京开全国“两会”，有个姓李的政协委员抛了个观点出来，说《水浒传》那样的电视剧应该禁播，因为和暴力有关，而且《水浒传》是旧时代的名著，和现在的时代不符了。
　　这个旧闻还是新闻的时候，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很多人参与讨论，看出李委员的意图在于“维稳”。而能提出这种扯淡的观点，则是因为嗅到了有不稳定的味道。
　　萨孟武老先生写过一本小书，题目是《水浒传与中国社会》，该书是一系列专栏文章的结集，写于抗日战争之前，今天看来仍有启示意义。这本小书的开篇，谈的是梁山泊的社会基础，也就是什么样的社会结构促成了水浒乱世的出现。萨老先生着重点出，引发社会动荡的是两个集团，一是豪强，二是流氓。
　　豪强主要凭借政治权力，利用农民的贫苦，大肆兼并土地，成为纯粹的食利者。通过占有土地而征敛的资源，不会用于扩大生产，而只是用于奢侈消费，对经济发展毫无益处。豪强还可以通过与政权的联系，避免交纳税赋，这部分担子就又落在已经极度贫苦的农民身上，直到把稳定的社会基础完全压垮。一旦天下大乱，豪强便纷纷起事，逐鹿中原。
　　萨老先生说的“流氓”，不是指品质败坏的社会混混，而是接近于毛主席分析过的游民阶层。这部分人是由于豪强兼并土地造成的，他们不事生产，首先是因为失去了一切生产的条件，只能靠劫掠为生。这些人会变成流寇，掠夺乡村，做大了就占山落草，对抗官府。从“流氓”的行为方式衍生出“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等价值观念。
　　今天的社会又如何？“豪强”无疑再现了，如今已经又出现了一批骑在别人头上的食利者，聚敛资源的方式不至于土地集中，但最重要的手段还是占有土地。
　　之所以还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流氓”集团，是因为土地制度的底线还没有被突破，“失地农民”和其他各类生活无着者的总数还不是特别巨大。虽然恶性事件频发，但总体上还处在散点的模式上。如果按照某些专家的忽悠，允许土地“自由买卖”，那么土地兼并立即会大规模重演，天下大乱可能就不远了。
　　社会的不稳是恶性的政治社会过程造成的，而不是由于文艺作品的煽动造成的。“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是老百姓的朴素智慧，谁也不想乱，可是逼到一定的份上，躲也躲不过的时候，那也只能咬牙挺着了。
　　精英人士面对这样的问题，表现出了惊人的愚蠢。他们的胃口很大，虽然已经捞了很多，但是还没捞够，还想捞更多，就好比吞掉自己尾巴的蟒蛇；对这种趋势可能造成的后果，又不敢正视，企图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子里，以为在视线所及看到的是欢乐祥和，世界就会永远欢乐祥和下去。其实，维持稳定的前提条件是对他们自己进行足够有力的约束—外在的和内在的，而这是他们不乐意承受的。
　　李委员在一定程度上是敏锐的，他捕捉到了危险的东西，他的观点却拓展了愚蠢的极限。在他说应该禁播太过暴力的《水浒传》时，竟然忘了这样一个基础性的事实：水泊梁山一百零八位好汉和他们手下的喽啰们，没有一个人看过《水浒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