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入膏肓的中国当代文学

方舟

                                                         文/余杰

    我注意到寂寞已久的文学批评界最近大张旗鼓地掀起了一场所谓的“寻找大师”运动。诸多名声显赫的批评家各自捧出心目中的“大师”来，媒体也以大量篇幅对此作详细的介绍和讨论。人们声称某人某人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大师”，人们声称这些作家及其作品早已超越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水准。但是，当我看到这张长长的“大师名单”时，惟一的感觉是：这些讨论是莫大的笑话，是皇帝的新衣，是色彩斑斓的肥皂泡。中国当代文学已病入膏肓，而非生机勃勃；中国当代文学已沦为权力和金钱的奴隶，而非时代的良心所系。中国当代文学首先要面对的问题，不是有没有“大师”和“大师之作”，而是寻找正常的生命感受、正常的写作伦理和说真话的勇气。　

　 中国当代文学几乎不再应对这个时代的所有重大命题。在这个道德沦丧、贫富悬殊、公义丧失的社会里，作家们随着大众一起堕落和狂欢，试图迎合大众，却又为大众所蔑视。与那些为强取豪夺的官僚和奸商作辩护的“主流经济学家”一样，那些既贪财又好色的作家们，在公众眼中已然成为一群“最不可信赖的人”。作家们如同在街头贩卖狗皮膏药的谎话连篇的商贩，不过他们的语言更要优美千百倍。作家们自愿充当官员们酒桌旁边谄媚的陪客，残羹冷炙足让他们心满志得。这是何等可悲而可怜的处境。可是，那些著名作家们依赖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所造就的庞大的图书市场，像寄生虫一般地吃老本。他们心安理得地数着巨额稿费，一心一意地估算和观察着自己的作品在图书排行榜上的座次，深深地沉浸在自己是“大师”的良好感觉之中。他们对自我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及作品的价值取向、精神向度全然没有任何反思。　　

　　在我看来，表面上繁荣昌盛的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患上了五种极其严重的、积习难返的病症：第一、只有“小聪明”而没有“大智慧”；第二、只有泛滥的抒情而没有冷峻的真相；第三、只有血腥的暴力而没有爱和悲悯；第四、只有肉体的“活着”而没有灵魂的求索；第五、只有纵欲至死的此岸世界而没有永生盼望的彼岸世界。这五个病症可谓环环相扣、相互作用，它们各自有各的典型代表。许多作家则同时患上了几种病症，更是难以根治。这些病症使得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远远低于现代文学，其前景也相当黯淡。

　　钱钟书：只有“小聪明”而没有“大智慧”　　　　

　　先来看第一个病症：只有“小聪明”而没有“大智慧”。此类作家的代表是被奉为“ 文化昆仑”的学者型作家钱钟书。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久被冷落的长篇小说《围城》重新被发现，迅速成为畅销书并拍摄成电视连续剧，然后被摆进了二十世纪文学经典的圣殿；其学术著作《管锥篇》也被誉为当代学术史上的不朽杰作，即便是无甚特色的《宋诗选集》也因为是“钱选”而倍受重视。依照钱氏的年龄，他完全可以算作是现代作家，但其作品产生普遍性的社会影响，则主要是在九十年代之后，故更应将其放入当代作家群体中来讨论。在我看来，种种美誉并不足以掩饰钱钟书在为人、为文和为学上的巨大局限及缺陷。　　

　　钱钟书的记忆能力确实超凡，他懂得多种语言，能够背诵数千首诗词。但在互联网时代，记忆能力的价值充其量就相当于一台电脑而已。钱氏的生存能力更优于同辈，从某种意义上说，钱钟书是一名既“苟活于乱世”又“闻达于诸侯”的庄子与诸葛亮的交集，是满足于“逍遥”姿态的遗老遗少。钱氏并非沈从文那样的“老实人”，他长期与老同学、长期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保持密切关系，并不像外界形容的那么清高。他既没有固定的人生体验，也没有值得为之献出生命的价值皈依，更不会“与哀哭者同哀哭，与捆绑者同捆绑”。他的聪明只是嘲讽艰辛地在土地上劳作的同胞的聪明，他没有属天的智慧，没有直接洞悉事物的善恶真假的智慧。于是，钱钟书便“难得糊涂”地活了下来，而且相当长寿。　　

　　无论《围城》还是《管锥篇》，钱钟书都没有为中国文学及学术提供某种超越性的思考方式和精神境界。《围城》写于抗战最艰难的岁月，作者却对于那些在硝烟和血泪中挣扎与呻吟的卑微的同胞们并没有丝毫同情之心，他只是满足于从事那些深陷于自我中心主义的智力游戏。钱氏居高临下，置身事外。事实上，他本人由于无法忍受西南联大的艰苦生活，恬然返回沦陷区的上海，在那里过上了游刃有余的生活，并与一帮汉奸文人打得火热。在抗战胜利之后，钱氏因此受到了国民政府的清查。而所谓的“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学术巨著”《管锥篇》，纯粹是中国古代注释家“我注六经”传统的简单重复，并无多少个人的创见与发挥。在我看来，钱钟书所有的作品都只是一种传统士大夫的“小聪明”而已。那么，什么样的作品才能算得上“大智慧”呢？在我看来，像法国大思想家帕斯卡尔的《思想录》那样的作品才是“大智慧”之作。《思想录》体现了作为“会思想的芦苇”的人类的软弱与坚韧、卑贱与高贵，以及人类在泥泞中仰望天空的激情，我从《思想录》的字里行间感受到了智慧的美与力量，这一切都是我在钱钟书故作冷静的文字中所无法体验到的。

　　余秋雨：只有泛滥的抒情而没有冷峻的真相　　　

　　再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第二个重症：只有泛滥的抒情而没有冷峻的真相。此类作家的代表便是被奉为“当代散文大师”的余秋雨。在万马齐喑的九十年代初，余秋雨凭借《文化苦旅》一举成名，从此成为民间与官场、商场与媒体各方通吃的文化宠儿。他在港台和海外华人世界甚至比在内地还要受欢迎和追捧，因为那些地方的读者在他的文字里发现了一个逝去的、柔媚的传统世界。余秋雨的那种小说化、戏剧化和诗话的散文写法，在一九八九年之后的文化断层中横空出世，也确实令许多心灰意冷的文化人耳目一新。但是如果仔细研读这些作品，便会发现在其浮华宛转的文字背后，弥漫着一种透入骨髓的油滑与虚无。这是一名风流才子对残山剩水的把玩，缺乏真正行走在大地上的坚实感与真切感，批评家朱大可形容为“文化口红”颇为准确。　　

　　余秋雨十分懂得借用典故抒发一点文人志向未展的牢骚，却不会与既得利益群体有任何冲突。他有一篇写庐山的散文，把古往今来与庐山有关的名人逸事都收集在一起津津有味地讲述一番，一般人读来觉得真是一道“文化盛宴”。但我注意到，作者根本没有提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发生在庐山的那次决定数千万中国民众生死的会议——正是在那次的庐山会议上，为民请命的彭德怀等人被毛泽东打成反党集团，此次会议之后党国政策再度左转，大饥荒加速蔓延。短短三年间被活活饿死的老百姓，仅四川一个省就达一千万人（据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回忆），全国估计达到了三千万至六千万人。庐山会议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事件之一。然而，也许是为保持这篇散文的“审美的和谐”，余秋雨轻轻地、悄悄地将庐山会议从庐山的历史中铲除掉了。他知道什么东西可以触及，什么东西最好不要触及，如同笼子中的小鸟一样，他已经自觉地将鸟笼中的天地当作整个的天空。　　

　　余秋雨仅仅是一名“变色龙”人格深入骨髓的才子，其作品也只是泛滥的、甜得发腻的过度抒情的结晶。太平盛世需要这样的流行文化富豪，但今天的中国更需要先知式的冷峻的呼喊。确实，如果没有对真相的发掘和对记忆的捍卫，如果没有对现实的解剖和对危机的陈述，就不可能出现文明的更新、重建。那么，什么样的作品表达出了冷峻的真相呢？比如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这是一部记载极权主义政权大规模政治迫害的诗史般的巨著。作家在这部巨著中彰显了人的价值和尊严，如同一盏在黑暗中燃烧的蜡烛。中国与苏俄经历了同样的苦难，中国仍深陷于这样的苦难之中。但在中国，像《古拉格群岛》这样的巨著仍未浮出水面。在历史血淋淋的断层之上，在沉默的大多数面前，我们谁有资格自称为“大师”呢？　　

　　王朔：只有血腥的暴力而没有爱与怜悯　　　　

　　中国当代文学的第三个病症是：只有血腥的暴力而没有爱与怜悯。此类作家的代表人物便是“痞子作家”王朔。看看王朔若干作品的题目便一清二楚——《动物凶猛》、《我是你爸爸》、《无知者无畏》、《我是流氓我怕谁》等等。王朔是一个在军队大院里长大的孩子，他与北京的平民生活毫无关系，将他看作北京市民文化的代表乃是天大的误会。像王朔这样的生活经历的文化名人还有很多（如姜文等），他们共同形成了一种宣扬“暴力审美”和“语言暴力”的文化模式和文化磁场。军队大院通常具有严格的等级秩序，尊奉暴力、野蛮的丛林法则。文革的发生为这群背景特殊的青年提供了一种虚假的“自由空间”，他们把发泄暴力和性当作人性的解放。对于其他大多数同胞来说是泪斑斑、家破人亡的文革，在他们的回忆里则扭曲而成了“阳光灿烂的日子”。他们自身是谎言的受害者，但他们未能战胜谎言，反倒成了谎言的奴隶。　　

　　王朔作品的走红也与八九十年代中国的文化思想转型有关。在希望破灭的时刻，痞子精神是最好的麻醉剂；一旦将自己定义为流氓之后，任何人也没有权利再来要求你承担什么了。王朔的作品在消解官方僵化的意识形态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同时，也毁灭了许多读者对于正义与崇高的信念，并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推展到一种极端的状态。王朔作品中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对暴力无节制的讴歌与赞美。这一负面作用将长期存在于中国当代文化之中。这是让人深思的事实：王朔成为时代的标志，而不是雨果及《悲惨世界》成为时代的标志；王朔笔下毫无悲悯之心的主人公们成为青年一代效仿的对象，而不是雨果笔下的冉阿让和郭文成为人格标竿。　　

　　与王朔自传体小说的题目《看上去很美》恰恰相反，王朔的作品与我们说生活现实一样，看上去一点也不美。与之相似，绝大多数中国当代作家在描写丑恶的人与事的时候，往往是游刃有余、绘声绘色、甚至全身心投入，但他们在写作高贵的人与事的时候，则束手无策、如履薄冰、虚假无比。因为作家们在自己身边从来没有发现过高贵人性的存在，作家们自己也没有向着高贵的方向奔跑与求索的意愿，便干脆否认高贵的存在。于是，五十年前，他们杀死了贵族取而代之；二十年前，他们又杀死了平民取而代之。“王朔流” 的泛滥，深刻影响了七十年代之后年轻写作者的写作风格和思想方式，亦大大加剧了中国社会中所弥漫的暴戾之气。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因为互联网上的表达处于匿名状态，王朔式的语言便成为某种人人效仿的典范。

　　余华：只有肉体的“活着”而没有灵魂的求索　　　

　　中国当代文学的第四个病症是：只有肉体的“活着”而没有灵魂的求索。此类作家的代表人物就是余华。在《活着》这篇小说中，余华传达了一种让大多数中国读者都无法反对的根本原则：对于中国人来说，活着就是一切，活着就是胜利，根本不存在任何高于“ 活着”的价值。所谓“宁作太平犬，不作乱世人”，长久的东方专制主义以及周期性的社会动荡，形成了一种高度实用化、物质化的“活着主义”，其关注点完全集中在人的肉体生命的保存上。中国人长期以来一直遵循实用理性，一直都未能摆脱生理及心理上的“灾民状态”，而由灾民转变为暴民，往往只是一步之遥。　　

　　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到《兄弟》，昔日的牙医余华不断讲述关于“如何活下来”的故事。也许是因为过去经常给患者拔牙，他知道怎样才能让读者忘却现实生活中的痛苦。余华所编造的种种故事，宛如一本经验丰富的野外生存手册，它们表明由中国人所构成的社会仍处于“原野”的状态，生活于其中你必须依靠本能来求生。余华设置了一个接一个的“偶然事故”来阐释人生的悲剧性，命运无常的叹息却无法让主人公的故事产生真正的悲剧力量。余华并不缺少想象力，他缺少的是关于基本的是非的判断力以及爱与同情。余华根本不关心人物的心灵状况，因为他从来就没有关心过自己的心灵状况。因此，这些曲折的、热闹的、畅销的故事，从来都跟灵魂无关。在当今的中国，讨论灵魂问题从来都被看作是一种过于奢侈、过于矫情的“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