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民族魂的建构

清风低吟

今日之文坛，戏谑加调侃的“玩文学”，夺人眼球的商业化写作，“官场升迁黑幕”和“职场竞争指南”的行销，“穿越文学”、“玄幻文学”的凌虚高蹈，乃至一些年轻作家的作品中充满对各种奢侈品牌和艳羡心态的书写，都不为鲜见。在更内在的层面上，则是各种嘲弄和颠覆人类优秀传统和价值观念的解构性写作，在某种程度上都成为一种流行，似乎真的进入了上帝已死，众神狂欢的极乐王国。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在时代充塞着一股戾气和破坏性心态的情境中，倡导文学的积极的正面的建设性，鼓励支持那些在熙熙攘攘的喧嚣声中，有底气有正气的建构性作家和作品，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命题。  
说起来，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破坏容易建设难，这是一个看似浅显，落实起来却相当不容易的道理。唐代文人杜牧的《阿房宫赋》，竭尽全力地渲染阿房宫的壮伟浩大，和建造的艰辛，最终却落得“楚人一炬，可怜焦土”。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浩大工程，经不住一天或者数天之内的毁灭之火。比物质财富的毁灭更可怕的是精神价值的颠覆。中国文化是几千年间凝聚和淀积而成，它讲重义轻利，“仁者爱人”，讲“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讲“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这样的至高的人格标准，也许难以全部实现，但它确实形成了一种主导性的品评人物的价值尺度和努力方向。同样地，中国的文学长河源远流长，它对于民族的精神塑造和审美熏陶，功莫大焉。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成为后人九死不悔地追寻真理的座右铭。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支撑了历代文人的嶙峋傲骨。谢冕先生在《理想的召唤》中说，“一个普希金提高了俄罗斯民族的质量，一个李白使中华民族拥有了千年的骄傲，一个梵高使全世界感受到向日葵愤怒而近于绝望的金色的瀑布，一个贝多芬使全人类听到了命运的叩门声”。  
更为重要的是，文学具有凝聚人心、唤起民众的重大意义。近代中国的历史，波澜壮阔，跌宕起伏，每一次的变化，都牵动亿万人的身家命运，都给民族和个人造成巨大的冲击和挑战；时代风云的消长，社会心理的变迁，情感方式的移易，价值尺度的嬗变，以及个人接收到的丰富多彩的时代信息，都激发了文学的灵感；作家身为现实中人，他对生活对历史的体验和思考，也都深深浅浅地化解在他的创作中。国家、民族、时代的走向与自我觉醒、个性解放的命题，社会现实与阶级、阶层、性别的地位变动，城市化进程中水泥森林里的生存困扰与崩颓中的乡村大地的无望寻找，悠久的农业文化传统与现代性的交汇与冲突，历史大转型时期所特有的和偶然的、无可回避与人为造成的种种苦难与悲怆，飞跃与坠落，喜剧与悲剧，血泪与荣光，一幕幕宏大瑰丽的或者荒诞滑稽的演出，以及社会现实折射在人们心头的精神的、伦理的、情感心灵的巨大撞击和进退抉择的重重矛盾，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宏大图景。20世纪初年，梁启超在创办《新小说》杂志之时，就明确指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宏观而论，这一论述在百余年的文学进程中，屡屡激起巨大回响，赋予了新文学与民族共命运、为时代发新声的独特品格。鲁迅刻镂的率先觉醒的“狂人”，郭沫若畅想的浴火更生的“凤凰涅槃”，沈从文张扬的野性蓬勃的湘西风情，曹禺呼唤的洗涤旧世界罪恶的狂暴“雷雨”，光未然歌颂的与惊涛骇浪搏斗的黄河船夫……直到蒋子龙刻画的大刀阔斧推行改革的厂长乔光朴，张炜描写出来的在历史的沉重反思和《共产党宣言》的反复阅读中寻找精神路径的隋抱朴，都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对于时代前驱的积极建构和热烈颂扬。  
反观今日，对文学的精神价值的颠覆，伴随着现实生活中价值观念的混淆和消解。可喜的是，我国新近一批富有责任感的优秀作家创作的优秀作品中，表现出作家自觉的道义承担和现实关怀，寄托了作家的理想和希望。愿我们的文学，在这些优秀作家作品的引领下，为民族魂的建构，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